简述
于谦（１３９８—１４５７），字廷益，号节庵，官至少保，世称于少保，汉族，明代名臣，民族英雄。永乐十九年进士。宣德初授御史，出按江西，迁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正统十四年召为兵部左侍郎。土木之变，英宗被俘，郕王朱祁钰监国，擢兵部尚书。于谦力排南迁之议，决策守京师，与诸大臣请郕王即位，为明景泰帝。瓦剌兵逼京师，身自督战，击退之。论功加封少保，总督军务，终迫也先遣使议和，使太上皇得归。天顺元年谦以“谋逆”罪被冤杀。弘治谥肃愍，万历改谥忠肃。有于忠肃集。于谦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
于谦
生平
于谦生于明洪武三十一年（１３９８年），祖籍考城（今河南省民权县），故里在今民权县程庄乡于庄村。于谦出生这年，也是明太祖朱元璋逝世、明宣宗朱瞻基出生的一年。
因为于谦的曾祖于九思在元朝时离家到杭州做官，遂把家迁至钱塘太平里，故史载于谦为浙江钱塘人。
于谦少年立志，七岁的时候，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说：“所见人无若此儿者，异日救时宰相也。”
于谦从小才思敏捷，有一次，他身穿红衣裳骑马过桥，正好冲撞了过桥的太守，太守想惩罚他一下，于是就出了上联要他对，上联是“红孩儿骑马过桥”。于谦马上对出下联“赤帝子斩蛇当道”。太守一听暗自高兴，于是让他过了桥。
于谦的家庭环境不错，有自己的书斋。他就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与当时的所有读书人一样，他也是从四书五经开始自己的求学生涯。虽然四书五经这种东西是很容易培养成书呆子的，但于谦是个例外，他十分上进，读书用功刻苦，却从不拘泥于书本上的东西。除了学习考试内容，他还喜欢阅读课外书籍如兵法等。
于谦也有自己的偶像，他把这位偶像的画像挂在自己的书斋里，日夜膜拜。有一次，教他读书的先生发现他经常看那张画像，便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于谦正色回答：“将来我要做像他那样的人！”画像上的人物是文天祥。
除此之外，于谦还在书斋里写下了两句话作为对文天祥的赞词：
殉国忘身，舍生取义；
宁正而毙，不苟而全！
这正是少年于谦对自己未来一生行为举止的承诺。
于谦不仅诗写得好，而且擅长于对句。他十四岁那年，去杭州应试。主考官虞谦点名时，他躬身站起却不答应。主考官问他为何不答，他从容不迫地说：“与大人同名，故不敢应。”
主考官感到这个小孩很懂礼貌，便随口说出一句对子：“何无忌，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尔亦无忌。”上联连用了五个“无忌”，前三个指人：晋代大臣何无忌，战国时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唐代元勋长孙无忌。后两个是双关借用，意思是他们三人同名“无忌”，咱俩同名也不必忌讳。
于谦见主考官如此谦和，没有一点架子，便高高兴兴地思考起下联来了。片刻之间，一句妙对脱口而出：“张相如，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这回对中也用了五个“相如”，前三个同样指人：汉初东阳武乡侯张相如，战国时完璧归赵的蔺相如，汉代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后两个“相如”是说：这三个人名字虽然都叫“相如”，实际各有高下，并不相如，并借此表明自己实不敢与宗师大人相比。
主考官听罢，又惊又喜，暗想，这孩子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谦逊有礼，将来必有一番作为。到那时，恐怕自己真的难以与他“相如”了。
永乐十九年（１４２１年），二十三岁的于谦早已经乡试中举，即将赴京赶考，告别江南水乡的故土，前往风云际会、气象万千的北京。
虽然前路艰险，但于谦毫无怯意。他明白，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正在等待着自己。他收拾好行李，告别家人，口吟一诗，踏上征途：
拔剑舞中庭，浩歌振林峦！
丈夫意如此，不学腐儒酸！
在京城的这次会试中，于谦顺利考中进士。
宣德元年（１４２６年），汉王朱高煦在乐安州起兵谋叛，于谦随明宣宗朱瞻基亲征。于谦被任命为御史，等朱高煦出降，明宣宗让于谦数落他的罪行。于谦正词崭崭，声色震厉，朱高煦在这位御史的凌厉攻势下，被骂得抬不起头，趴在地上不停地发抖，自称罪该万死。
明宣宗龙心大悦，当即下令派于谦巡按江西。巡按外地正是御史的职责，也不算什么高升，但皇帝的这一举动明显是想历练于谦，以备将来加以重用。
于谦外出巡按江西，昭雪了被冤枉的几百个囚犯。他上书奏报陕西各处官校骚扰百姓，诏令派御史逮捕他们。皇帝知道于谦可以承担重任，当时刚要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接派驻省的巡抚，于是亲手写了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
于谦到任后，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深入百姓中间访问，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并立即上书提出。一年上书几次，稍有水旱灾害，马上上报。
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专权，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每逢朝会期间，进见王振者，必须献纳白银百两；若能献白银千两，才能受到酒食款待，醉饱而归。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潇洒一笑，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
为此，于谦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
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闾阎”泛指门户、人家里巷的门，此句的意思是免得被人说长道短。此诗写成后远近传诵，为一时佳话。“两袖清风”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
于谦如此刚正不阿，自然引起了宦官王振的极度不满。
正统六年（１４４１年），于谦上书说：“现在河南、山西各自储存了数百万谷物。请于每年三月，令各府州县上报缺粮的贫困户，把谷物分发给他们。先给菽秫，再给黍麦，再次给稻。等秋收后还给官府，而年老有病和贫穷无力的，则免予偿还。州县吏员任满应该提升时，储存预备粮达不到指标的，不准离任。并命令监察官员经常稽查视察。”
皇帝下诏令照于谦所奏执行。河南靠近黄河的地方，常因水涨冲缺堤岸。于谦令加厚防护堤，计里数设置亭，亭有亭长，负责督促修缮堤岸。又下令种树、打井，于是榆树夹道，路上没有干渴的行人。大同单独远在边塞之外，巡按山西的人难于前往，奏请另设御史管理。把镇守将领私自开垦的田全部收为官屯，用以资助边防经费。他的威望恩德遍布于各地，在太行山的盗贼都逃跑或隐藏起来。
于谦在职九年后，又升任左侍郎，领二品官的俸禄。成为了大明的重臣。
当初，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朝政，都很重视于谦。于谦所奏请的事，早上上奏章，晚上便得到批准，都是“三杨”主办的。但于谦每次进说商议国事时，都是空着口袋进去，那些有权势的人不能不感到失望。
而到了这时，“三杨”已经去世，太监王振掌权。于谦入朝，推荐参政王来、孙原贞。通政使李锡逢迎王振的指使，弹劾于谦因为长期未得晋升而心生不满，擅自推举人代替自己。把他投到司法部门判处死刑，关在狱中三个月。
后来，百姓们听说了于谦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一时间群民共愤，联名上书。王振便编了个理由给自己下台，称从前也有个名叫于谦的人和他有恩怨，说是把从前那个“于谦”和现在这个于谦搞错了，才把于谦放出来，降职为大理寺少卿。
于谦被释放之后，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俯伏在宫门前上书，请求于谦留任的人数以千计，周王、晋王等藩王也这样上言，于是再命于谦为巡抚。
当时，从山东、陕西流民到河南求食的，有二十余万人，于谦请求发放河南、怀庆两府积储的粟米救济。又奏请令布政使年富安抚召集这些人，给他们田、牛和种子，由里老监督管理。
于谦这次前后在任共十九年，他父母去世时，都让他回去办理丧事，不久便起用原职。
正统十三年（１４４９年），于谦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
瓦剌是当时蒙古三部之一，另外两部是鞑靼和兀良哈。明成祖朱棣率军在忽兰忽失温大败瓦剌军后，瓦剌开始接受明朝的称号，与明朝保持着臣属关系。但瓦剌军仍然比蒙古族内诸部强大，他们经常发动战争，兼并弱小部落。到明正统年间，瓦剌的势力空前强大，控制了西起中亚、东接朝鲜、北连西伯利亚、南抵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成为继元而起的一个最大的蒙古政权，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北部安全。
明正统年间，瓦剌逐渐强盛，多次侵犯明朝北方边塞；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因不满明廷开出的朝贡贸易条件，统率所部大举进犯明朝边境。太监王振怂恿皇帝朱祁镇率五十万大军亲征；明朝大军刚到山西大同，前线即传来各路明军溃败的消息，王振不敢进军，便令大军撤退。退至土木堡时，瓦剌军追来，明军溃败，王振及众多将领死于乱军之中，皇帝被俘，这就是土木堡之变。也先乘明军主力溃散、京师空虚，率军南进，企图攻占明朝都城北京。
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京师大为震惊，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郕王监国，命令群臣讨论作战和防守的方略。侍讲徐珵说星象有变化，应当迁都南京。于谦厉声说：
“主张南迁的，该杀！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摇动，国家大计就完了。难道诸位忘了宋朝南渡的事吗（独不见宋南渡事乎）？”
郕王首先肯定了于谦的意见，防守的决策就这样定下来了。当时京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精锐的骑兵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疲惫的士卒不到十万，人心惶惶，朝廷上下都没有坚定的信心。
于谦在听完了下属的汇报后，沉思不语，仔细研究了军事布防图后，他用低沉而有力的声音下达了自己的第一道军令：“自即日起，奉命征调如下部队赴京守卫：１备操军，包括两京备操军、河南备操军；２备倭军，包括南京备倭军、山东备倭军；３运粮军，包括江北所有运粮军；４宁阳侯陈懋所部浙军（战斗力较强）。各军接到命令后，立刻出发，并按时赶到京城布防，如有违抗，军令必斩！”
除了士兵外，要守住京城还需要一样更重要的东西——粮食。虽然目前京城的粮食还充足，但要是被长期围困，这个算盘就不好打了。其实就在离京城不远的通州，储存着不少的粮食，有仓米数百万，这些粮食足够京城的人吃一年。但因为这些粮食看得见，用不成，通州和京城还有相当的距离，运输很困难，不仅需要运力，还得有军队保护。所以大臣们甚至有人主张把通州的粮仓烧掉。
于谦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下达了第二道命令：“所有受召部队进发时由通州入京，士卒各自取粮，并运送至京城。”问题就解决了。
于谦下达了命令：自八月十九日起，大明帝国境内所有可调可用之兵纷纷集结起来。
这些军队来自山东、河南、南京、浙江等不同省份，他们日夜兼程地行军，目标只有一个——尽快赶到京城。大明帝国开始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总动员，在于谦的努力和调配下，到九月初，各路人马纷纷赶到，京城的兵力达到二十二万，且粮食充足，人心也逐渐稳定下来。
于谦由于指挥镇定、得当，立即被升为兵部尚书。
郕王暂代皇帝出朝。廷臣们请求将王振灭门九族，于是王振的党羽马顺便出来斥责言官。给事中王竑冲上前打马顺，大家都跟着他，还把别的王振同党拉到那里打死。朝上秩序大乱，卫卒声势汹汹。
郕王看时局混乱，害怕得要起来逃跑。
于谦为了防止锦衣卫报复，他推开众人走上前去扶住郕王，告诉他不要起来，而且告诉郕王宣谕说：“马顺等有罪该死，百官不予追究。”大家才安定下来。
但是，于谦的袍袖却因此在混乱中被全部撕裂了。
退出左顺门，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国家正在倚赖你呢，今天虽然一百个王直又有什么作用！”
当时，上下的人都依赖重视于谦，于谦亦毅然把国家的安危视为自己的责任。当初，大臣担忧国家没有君主，太子年幼，敌寇将至，请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
于谦清楚地认识到，朱祁镇之所以能够成为也先手中的王牌，因为他是皇帝。但皇帝不是朱祁镇个人的，而是大明帝国的，这个名分可以给你，也可以给别人。方针已定，那么立谁呢？最先被考虑的是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不过朱见深才三岁，别说处理朝政，连话都说不好。唯一可能的人选是郕王朱祁钰。
皇太后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朱祁钰推辞了，他说不能胜任。
于谦由不得他不做皇帝了，国家到了这个地步，必须立一个皇帝，于谦大声说：
“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我们完全是为国家考虑，不是为个人打算。）
在于谦和其他大臣的坚持下，郕王终于答应了，定年号为景泰。
大局已定，于谦现在可以把全部的精力放在防守北京的任务上了。此时无论是京城的大臣还是老百姓和士兵，都已经有了抵抗强敌的勇气和决心，他们开始相信，即将到来的这个敌人并非不可战胜。
九月，郕王即帝位为景帝，于谦进去回答问话，情绪激昂地哭着说：“敌寇得意，留住了皇上。必然轻视中国，长驱南下。请命令各边境的守臣竭力防守遏制。京营士兵的器械快要用完了，需要马上分道招募民兵，令工部制造器械盔甲。派遣都督孙镗、卫颖、张辄、张仪、雷通分兵据守九门重要的地方，军队驻扎在外城的外面。都御史杨善、给事中王竑亦参与这些事，迁徙外城附近的居民进入城内。储存在通州的粮食，令官军自己去支领，用装足的米作为代价，不把粮食留给敌人。文臣像轩倪这样的人，应该用为巡抚。武臣像石亨、杨洪、柳博这样的，应该用为将帅。至于军队里面的事情，我自己承担，没有成效就判我的罪。”
景帝对于谦的意见全都认真地接纳了。
十月，景帝敕令于谦提督各营军马。
十月初一，也先挟持着太上皇（英宗），率一路兵马，经大同、阳和，占领紫荆关，长驱进入北京地区。
十月十一日，瓦剌军逼近北京。
也先的军旗在城外飘扬，蒙古骑兵们在城前骑马来回驰骋，向城内的明军显示着他们的军威。而北京城内的于谦正在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包括朝廷的主要大臣和石亨等防卫京城的武将。首先讨论的是如何退敌的问题。石亨首先说：“在目前的局势下，敌军的实力要强于明军，要想退敌最好的方法是坚壁清野，等待敌军疲惫，自然就会退军了。”
石亨深通兵法，他的建议是行得通的。大多数人支持，只有于谦反对，他站起来说出自己的观点：“也先率大军前来，气焰已经十分嚣张，如果坚守不出，只会长他们的气焰。我大明开国至今已有百年，昔日高皇帝布衣出身，尚可纵横天下，横扫暴元，我辈岂惧小小瓦剌！为什么向他示弱，使敌人更加轻视我。”
于谦环顾周围众人，停顿了一下，厉声下达了他的第一道命令：“大军全部开出九门之外，列阵迎敌！”
群臣鸦雀无声。
于谦接着下达了第二道命令：“锦衣卫巡查城内，但凡查到有盔甲军士不出城作战者，格杀勿论！”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文臣们万万想不到，平日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于谦竟然如此强悍，军令之严厉前所未有。
甚至连战场上杀惯了人的石亨也感到心惊。
随后，于谦马上分别调遣诸将带领二十二万兵士，在九门外摆开阵势：都督陶瑾在安定门，广宁伯刘安东直门，武进伯朱瑛朝阳门，都督刘聚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阜成门，都指挥李端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崇文门，都指挥汤芦宣城门，而于谦自己和石亨率领副总兵范广、武兴在德胜门外列阵，抵挡也先。把兵部的事交给了侍郎吴宁，把各城门全部关闭，自己亲自督战。
于谦于阵前下令：临阵将领不顾部队先行退却的，斩将领。军士不顾将领先退却的，后队斩前队。
这道命令一下，于是将士知道必定要有一场死战，大家都谨听命令。
副总兵高礼、毛福寿在彰义门北面抵挡敌人，俘虏了一个头目。皇帝高兴，令于谦选精兵聚集在校场，以便调动；再命太监兴安、李永昌同于谦一起管理军务。
当初，也先部队深入，将军队布置在西直门以西。以为早晚就可以攻下京城，及至见到明朝官军严阵以待，有些丧气。叛变了的宦官喜宁教唆也先邀明朝大臣迎接太上皇，索取黄金和丝织品以万万计；又邀于谦及王直、胡濙等出城谈判。
但是，景帝坚决不准许。也先更加沮丧。
于谦派兵迎击瓦剌军于彰义门，打败也先部队先锋，夺回被俘者一千多人。同时于谦又派人率兵夜袭，以疲惫敌军。
十月十三日，瓦剌军乘风雨大作，进攻德胜门。于谦命大将石亨在城外民房内埋伏好军队，然后派遣小股骑兵佯败诱敌。也先果然中计，亲率大批部队穷追不舍。等也先军进入埋伏圈后，于谦一声令下，明军开始反击。只见神机营火器齐发，火箭弓弩多如飞蝗般地射向敌军，明军前后夹击，也先的弟弟孛罗、平彰卯那孩被炮打死，也先部队转移到西直门，都督孙镗抵御他，打败也先的先头部队。副总兵武兴在彰义门攻打敌军，和都督王敬一起挫败了也先的前锋。
由于也先不断增兵围攻孙镗，孙镗力战不支，退至城下，此时，把守城头的给事中程信，严令不准开城。同时，命城上守军发神炮，火箭轰击瓦剌军，明军又从彰义门、德胜门抽兵增援，终于打退了瓦剌军的进攻。
十月十四日，瓦剌军又改为进攻彰义门。于谦命守军将城外的街巷堵塞，在重要的地带埋伏好神铳手、短枪手，又派兵在彰义门外迎战。明军前队用火器轰击敌军，后队由弓弩压阵跟入，击退了瓦剌军的进攻。
敌军正要退却，而几百个骑着马的宦官想争功，冲马争着向前。阵脚乱了，武兴被乱发的箭射死，明军阵势陷入混乱。瓦剌军乘势反击，追到德胜门外。在万分危急关头，当地居民纷纷登上房顶，以砖石迎战瓦剌军。于谦派出的援军也及时赶到，打退了瓦剌军的反扑。
也先在进攻北京的过程中，到处遭到军民的抵抗和不断袭击。各地的百姓自动组织起来，抗击瓦剌军的掠夺。北方边陲重镇的守兵，也抱着与城共存亡的决心，誓死保卫国土。
相持了五天，也先的邀请没人理他，进攻北京各门又屡次遭到失败，中路军在居庸关的进攻也受挫，并获悉王竑和福寿的援兵赶到，明朝各路援军也即将到达。唯恐后路被切断，便于十五日夜率一部人马，挟持英宗朱祁镇由良乡（今北京市房山东北）向紫荆关撤退。
于谦发现也先军队正在撤退，即命令石亨等集中火炮轰击也先军营，炸死瓦剌军一万余人。瓦剌军在撤退的路上，一路烧杀抢掠，掠夺了许多物资和人口。而明军分路追击；石亨大破瓦剌军于清风店（今河北易县西）；范广在固安打败瓦剌军。
也先一路狂逃，十月十七日，撤出紫荆关，不久退往关外。东路的脱脱不花军，闻得中路、西路已败，亦立即撤退，并于十月二十日单独遣使进贡，来北京议和。
至此，明军取得了保卫北京的胜利。评功之时，加于谦少保、总督军务。于谦说：
“四郊多保垒，是卿大夫的耻辱，怎么敢求取赏赐功劳呢！”
于谦坚决推辞，皇帝不准。于是增兵守真定、保定、涿州、易州等府州，请求用大臣镇守山西，防止敌寇南侵。
景泰元年三月，总兵朱谦奏称敌兵三万围攻万全，敕令范广担任总兵官抵御敌人。不久，敌寇退，于谦请求即驻兵居庸关，敌寇来则出关剿杀，敌寇退则回京师驻守。大同参将许贵奏北面有三个人到镇上，想朝廷派使者讲和。于谦说：“以前派指挥季锋、岳谦前往讲和，而也先跟着入寇。接着派通政王复、少卿赵荣，见不到上皇就回来了。显然，不能依靠和谈。况者我和他的仇不共戴天，从道理上来说也绝不可以讲和。万一和了他要满足无穷无尽的要求，答应则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不答应又会发生变乱，这形势也不能讲和。许贵是武臣，而这样恐惧畏缩，怎能敌忾同仇，按法律该处死。”于是，发出文书严厉谴责他。
从此，边境的将领人人都主张坚守作战，没有敢说讲和的。
当初，也先诸多要挟，都是由喜宁策划的。朱祁镇（英宗）策划镇守大同的将领抓了喜宁，把他杀了。又给王伟想办法，让他引诱杀了奸细田小儿。而且利用间谍实行离间，请求特别释放了忠勇伯把台家，答应封给爵位，让他从中想办法。也先开始有放回上皇的意思，派使者来联系，京师的戒备才稍稍放松了一点。
此时，于谦上言：“南京重地，需要有人加以安抚稳定。中原有很多流民，假如遇上荒年，互相呼应聚集成群，这是很值得担心的。请敕令内外守备和各处巡抚用心整顿，防患于未然，召回派往内地召募发兵的文武官员和镇守中宫。”
到了八月，太上皇被留在北方已经一年。也先见明朝没有什么事端，更想讲和，使者接连前来，提出把太上皇送回北京。
大臣王直等商议派使者前往迎接，皇帝不高兴地说：“朕本来不想登大位，当时是被推上来的。”
于谦从容地说：“帝位已经定了，不会再有更改，只是从情理上应该赶快把他接回来罢了。万一他真有什么阴谋，我就有话说了。”
皇帝看看于谦，只好改变了面色说：“听你的、听你的。”
在于谦的坚持下，明朝先后派遣了李实、杨善前往。终于把太上皇接了回来。
太上皇已经回来，瓦剌请求朝贡。先前贡使不过百人，给予的赏赐总不满足，便入侵。正统十三年增加到三千余人，于谦看到这种情况，就上书请求列兵居庸关以备不测，在京师隆重陈兵，设宴招待。并请求敕令大同、宣府、永平、山海、辽东各路总兵官增修墙准备防御。京兵分别隶属于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虽然各设有总兵，但不相统一，请求选择精锐十五万人，分为十营团操，从此开始了团营的制度。
瓦剌入贡，常常携带以前掳去的人口来。于谦一定奏请酬劳使者，前后赎回了几百人。
当初，永乐年中，投降过来的人被安置在京畿附近的很多。也先入侵时，很多成了内应。于谦想分散遣送他们。因为西南有战事，每次出征，都挑选他们精锐的骑手，从厚资助他们前往，然后再遣送他们的妻子，内患得以平定。
杨洪以独石入卫，八个城都让给了敌人。于谦使都督孙安率轻骑兵出龙门关占据了它，招募百姓屯田，边战边守，八个城得以收复。
贵州苗未平定，何文渊建议撤去布使、按察两司。专设都指挥使司，用大将镇守。于谦说：“不设两个司，是放弃了这地方。”建议遂作罢。
同时于谦认为，太上皇虽然回来了，但国耻未洗雪，正值也先和脱脱不花结怨，请求趁机派大军，自己前往征讨他，以报复从前的仇恨，清除边患。
但皇帝并未采纳于谦的意见。
于谦主持兵部工作时，也先的势力正在扩张，而福建邓茂七、浙江叶宗留、广东黄萧养各自拥有部众和自封的封号，湖广、贵州、广西、瑶、侗、苗、僚到处蜂起作乱，前后的军队征集调遣，都是于谦独自安排。当战事匆忙急迫，瞬息万变的时候，于谦眼睛看着手指数着，随口讲述奏章，全都能按照机宜采取正确的方针方法。同事和下属接受命令，彼此看着都感到惊骇佩服。
同时，于谦号令严明。虽然是勋臣老将稍有不守法度，立即请圣旨切实责备。一张小字条送到万里外，将士们没有不谨慎小心执行的。于谦才思的畅通敏捷，考虑的周到仔细，一时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性情淳朴忠厚过人，忘身忧国。
太上皇虽然是靠于谦的坚持才回到京城的，但于谦一点也不说自己的功劳。东宫改易以后，景帝命令凡是兼东宫太子宫属者支取两份俸禄。诸臣都表示接受，只有于谦一再推辞。自己的生活很简单俭朴，所居住的房子仅仅能够遮挡风雨。皇帝赐给于谦西华门的府第，他推辞说：
“国家多难，臣子怎么敢自己安居。”
于谦坚决推辞，但皇帝不准。于是他把皇帝前所赏赐的玺书、袍服、银锭之类，全部封好写上说明放到那里，每年去看一看罢了。
于谦六十岁寿辰那天，门口送礼的人络绎不绝。于谦叮嘱管家，一概不收寿礼。
皇上因为于谦忠心报国，战功卓著，派人送了一只玉猫金座钟。谁知管家根据于谦的叮嘱把送礼的太监拒之门外。太监有点不高兴了，就写了“劳苦功高德望重，日夜辛劳劲不松。今日皇上把礼送，拒礼门外情不通”四句话，叫管家送给于谦。
于谦见了，在下面添了四句：
“为国办事心应忠，做官最怕常贪功。辛劳本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
太监见于谦这样坚决，无话可说，回去向皇上复命去了。
不一会儿，于谦的同乡好友，和于谦一起做官的郑通也来送礼了，于谦又写了四句话：
“你我为官皆刚正，两袖清风为黎民。寿日清茶促膝叙，胜于厚礼染俗尘。”
郑通见了十分敬佩，于是叫家人带回礼物，自己进门与于谦叙谈友情。
于谦正和郑通谈得十分投机，管家进来通报，有一个叫“黎民”的送来了一盆万年青，还让管家带来一首诗：“万年青草情义，长驻山涧心相关。百姓常盼草常青，永为黎民除贪官。”
于谦见后，亲自出门迎接，郑重地接过那盆万年青，高声咏唱了一首诗：
“一盆万年情义深，肝胆相照万民情。于某留作万年镜，为官当学万年青。”
皇帝很了解于谦，所议论奏请的事没有不听从的。皇帝曾经派使者到真定、河间采择野菜，去直沽制造鱼干，于谦一说便马上停止。
皇帝想任用一个人，一定悄悄访问于谦。于谦实事求是地回答，没有隐瞒，也不躲避嫌疑怨恨。因此那些不称职的人都怨恨他，而不像他那样被皇帝信用的，亦往往嫉妒他。当敌寇刚刚撤退时，都御史罗通立刻上奏章弹劾于谦登记的功劳簿不实在。御史顾曜说于谦太专权，干预六部的大事奏请实行，好像他就是内阁一样。于谦根据祖制反驳他们，户部尚书金濂亦上疏为他争辩，但指责他的人还是不断收集他的材料。各御史多次用苛刻的文辞上奏弹劾他，全靠景泰帝力排众议，加以任用，他才得以尽量实现自己的计划。
于谦的性格很刚强，遇到有不痛快的事，总是拍着胸脯感叹说：
“这一腔热血，不知会洒在哪里！”
于谦看不起那些懦怯无能的大臣、勋臣、皇亲国戚，因此憎恨他的人更多。又始终不赞成讲和，虽然太上皇因此能够回来，但太上皇并不满意。徐珵因为提出迁都南京，受到于谦斥责。这时把名字改为有贞，得到提升进用，经常咬牙切齿地恨于谦。石亨本来因为违犯了军法被削职，是于谦请求皇帝宽恕了他，让他总理十营兵，但因为害怕于谦不敢放肆，也不喜欢于谦。
德胜门一仗的胜利，石亨的功劳并不比于谦大，而得到世袭侯爵，内心有愧，于是上书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
皇帝下诏让于冕到京师，于谦推辞，皇帝不准。于谦说：“国家多事的时候，臣子在道义上不应该顾及个人的恩德。而且石亨身为大将，没有听说他举荐一位隐士，提拔一个兵卒，以补益军队国家，而只是推荐了我的儿子，这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吗？我对于军功，极力杜绝侥幸，绝对不敢用儿子来滥领功劳。”
石亨知道之后，更是又愧又恨。
都督张辄因为征苗时不守律令，被于谦弹劾，和内侍曹吉祥等都一向恨于谦。
景泰八年正月壬午，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迎接太上皇恢复了帝位，宣谕朝臣以后，立即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入狱。诬陷于谦等人制造不轨言论，又和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策划迎接册立襄王。
石亨等拿定这个说法，唆使科道官上奏。都御史萧维祯审判定罪，坐以谋反，判处死刑。王文忍受不了这种诬陷，急于争辩，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他们的意思罢了，分辩有什么用处？”并写下了一首坦坦荡荡，堪与日月同辉的石灰吟：
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正是于谦一生的写照。
科道官的奏疏上呈后，英宗还有些犹豫，说：“于谦实在是有功劳的。”
徐有贞进言说：“不杀于谦，复辟这件事就成了出师无名。”
英宗这才拿定了主意。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斩立决。
于谦自从土木之变以后，发誓不和敌人共生存。经常住在值班的地方，不回家。一向有痰症病，景帝派太监兴安、舒良轮流前往探望。听说他的衣服、用具过于简单，下诏令宫中造了赐给他，所赐东西甚至连醋菜都有了。又亲自到万岁山，砍竹取汁赐给他。有人说皇帝太过宠爱于谦，兴安等说：“他日夜为国分忧，不问家产，如果他去了，让朝廷到哪里还能找到这样的人？”
于谦被杀之后，按例应该抄家，可抄家的官员到于谦家时，才发现这是一项十分容易完成的工作，因为他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只有正屋关锁得严严实实。打开来看，都是皇上赐给的蟒袍、剑器。
遂溪的教谕吾豫说于谦的罪应该灭族，于谦所推荐的各文武大臣都应该处死。刑部坚持原判这才停止了。
于谦死的那天，阴云密布，全国的人都认为他是冤枉的。有一个叫朵儿的指挥，本来出自曹吉祥的部下，他把酒泼在于谦死的地方，恸哭。曹吉祥发怒，鞭打他。第二天，他还是照样泼洒在地表示祭奠。
于谦遇害后，有个叫陈逵的官员收殓了他的遗骸。后来，于谦的女婿又把灵柩运回故乡杭州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墓一样葬在西子湖畔。后人用“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来缅怀两位民族英雄的气节和千秋功绩。
于谦的被害令天下人扼腕叹息，英宗朱祁镇事后不久也十分后悔，特别是在徐有贞阴谋败露后，他曾反复责问另两个当事人石亨和曹吉祥，为何要编造谎言诬陷于谦，石亨没有办法，只好把责任推给徐有贞，回答道：“我也不知道，这都是徐有贞让我这么说的。”
朱祁镇听到这句话，目瞪口呆，只是不断摇头叹气。
八年后，太子朱见深刚刚继位，成化初年，便让于谦得以恢复官职，赐祭，诰文里说：“当国家多难的时候，保卫社稷使其没有危险，独自坚持公道，被权臣奸臣共同嫉妒。先帝在时已经知道他的冤，而朕实在怜惜他的忠诚。”这诰文在全国各地传颂。
弘治二年，采纳了给事中孙需的意见，赠给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赐在墓建祠堂，题为“旌功”，由地方有关部门年节拜祭。
万历中，改谥于谦为忠肃。杭州、河南、山西都是历代奉拜祭祀不止。
总结
于谦是我国明朝著名的民族英雄，一生为官清廉，体察民情，是当时勤政爱民的典范，被百姓称为“于清天”。于谦精神大概可以用“忠”、“廉”两个字来概括和形容。
于谦一生忠于自己的国家，在土木之变后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主张，并果断阻止南迁动议，成功组织了名扬青史的北京保卫战，力挽狂澜。大敌当前，于谦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保家卫国，成为北京保卫战的中流砥柱。他的节操和功绩彪炳千古。他为官清正廉洁，不辞辛苦为民办事，又能在民族危机面前力挽狂澜，一肩勇担责任，捍卫民族尊严。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中，宣传于谦“爱国、勤政、为民、清廉”的精神就显得尤其有意义。
希望所有人能够以于谦为榜样，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培养清廉、爱国的民族精神。更希望后辈们能以先贤为榜样，勤奋学习，全面发展，把于谦精神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