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
袁崇焕（１５８４—１６３０），字元素，一说字自如，汉族。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广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县北门街。（一说袁崇焕出生于广东东莞，年十四随祖袁世祥，父袁子鹏迁至广西藤县）。万历四十七年（１６１９年）中进士。明末著名政治人物、文官将领。后进兵部，守卫山海关及辽东；曾指挥宁远之战、宁锦之战，构建“关宁锦防线”，多次击败后金部队进攻。因皇太极实施反间计，最后以通敌、斩帅以践虏约、胁和罪名蒙难。此后，南明政府和清朝政府都为袁崇焕平冤昭雪，民国时期亦大颂其功。
袁崇焕
生平
袁崇焕，字元素，１５８４年出生于广东东莞县。万历四十七年（１６１９年）考中进士，随即出任福建邵武县知县。但是，他的志趣在军事方面，酷爱阅读历代兵书，尤其喜欢和一些娴于兵法者讨论用兵之道。因此，不少与他认识的人都认为，袁崇焕将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
随着明王朝的衰落，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满族（女真族）日渐强大起来。１６１６年，满族领袖努尔哈赤建立金国（史称后金，皇太极于１６３６年改国号为清）政权，公开对抗明王朝。１６１９年，后金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浑河南岸）大败明军。明朝的东北边境从此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一贯视国家安危为己任的袁崇焕，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受任为邵武县令的。所以，他身虽南走，心却北行，恨不能立即奔赴东北前线去抗击后金的进攻。为此，他经常拜访一些从东北边塞退役回闽的年长军士，向他们打听东北的地理、地势，询问边塞军队的设防、训练、作战等各种情况。在这期间，他还对一些新的武器产生了研究的兴趣。荷兰炮就是他注意到的新武器之一。
荷兰炮传入中国，大约是在１６０４年。当时荷兰与葡萄牙为争夺对中国的贸易特权，在福建沿海发生了武装冲突，双方都使用大炮攻击对方。明朝驻福建守军因此获得了一批荷兰大炮。袁崇焕发现这种大炮的炮管长、射程远，有瞄准具，射击准确，装填弹药方便，射速也较快，比明朝自制大炮先进得多。
袁崇焕敏锐地认为，若使用这种大炮对付装备低劣的后金军队，一定能够大显神威。
天启元年（１６２１年）冬，袁崇焕获准进京朝觐，他特地运去了几门荷兰大炮。同时挑选了罗立等几名福建炮手随同入京。
后来，在袁崇焕的反复敦请下，明王朝终于同意仿制这种大炮，并且将其任命为“红夷炮”。第二年，红夷炮的试制正式开始。
袁崇焕利用这次朝觐，请缨抗金。御史侯恂本来就很器重袁崇焕的军事才能，又为他的一片爱国热诚所感动，特上专折奏请新即帝位的明熹宗破格任用袁崇焕为将。但是，一味依靠宦官而不肯重用贤才的明熹宗，只授给袁崇焕一个“兵部职方主事”的官衔，让他协助管理边防有关的调动事务。
天启二年（１６２２年）正月，就在袁崇焕就任兵部主事不几天，东北的局势迅速恶化了。守卫广宁（今辽宁北镇）的十四万明军，抵挡不住后金的进攻，守将竟弃城逃入山海关内，宁远（今辽宁兴城）以北全部沦陷。明廷闻讯，陷入一片惊恐之中：有的主张放弃关外各城，退守山海关；有的主张改派能将出关抵抗，收复失地；更多的人是面面相觑，拿不出主意来。
面对这一危局，积极请缨的袁崇焕反倒不动声色。他虽然在北上之前已对如何抗击后金形成了自己的方案，但是，那终究是纸上谈兵。山海关内外到底是什么样子？后金军的战斗力究竟如何？他还没有亲眼见过。按自己的方案能否击退敌军，也没有把握。
袁崇焕为了确实做到知己知彼，他决心深入前线进行调查研究。为了能够成行，他乘朝廷上下乱哄哄的机会，既不跟同事们打个招呼，也不向家里的人关照一声，独自骑上一匹马，悄悄出了北京城，向山海关飞驰而去。
一路上，袁崇焕认真地考察了关内外的地形、地势和明、金两军的行营、布阵，并和许多曾经同后金作过战的明军将士进行了详细的交谈，了解到许多情况。经过这番调查，袁崇焕对战胜后金入侵已经胸有成竹了。
新上任的兵部袁主事忽然不见了，连其家人也不知去向，一连数天，杳无音信，使大家十分惊讶。正当人们猜疑不定的时候，袁崇焕回到了北京。他立即向明熹宗报告了关外的形势，然后毛遂自荐说：“只要给我足够的兵马钱粮，我一个人就能把关外的御敌责任承担起来。”（“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满朝文武正因广宁之败而一筹莫展，见袁崇焕挺身而出，不禁喜出望外。了解袁崇焕的称赞他才堪重任，怀疑袁崇焕的也乐得顺水推舟。但是，昏庸的明熹宗还是不愿重用袁崇焕，只给他授了一个佥事官职（军事巡查官），让他到关外去监督、巡查。
袁崇焕奉命后立即启程赴任。但是，他出关之初，却没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这是因为，佥事是个虚职，没有实权，关外军事大权握在辽东经略使王在晋手中。袁崇焕曾向王在晋建议：宁远出山海关二百里，东靠渤海，西连山岭，为入关必经之道，进可以据锦州，退可以护山海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应该重点设防，全力坚守。他自请率领五千人马防守宁远，请王在晋速派骁将赶赴十三山（今辽宁锦县东七十五里），救出被困在那里的十几万难民。但是，王在晋既乏主见又无远略，根本听不进袁崇焕的正确意见。
结果，在后金的进攻下，十三山的难民只有六千余人侥幸逃出，其余全为后金掳获。关外战局更加紧张起来。
不久，兵部尚书孙承宗替换王在晋，担任关外统帅。袁崇焕立即向孙承宗重申了在宁远重点设防的主张，要求率兵去宁远驻防。他分析认为：后金的特长是骑射和野战；明军多次战败，军心不稳，如果不迅速扼守要地，将难以安定军心、扭转败局；目前，明军“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
孙承宗很赞同袁崇焕的主张，乃于天启三年（１６２３年）九月，派袁崇焕率军驻防宁远。
袁崇焕到达宁远之后，立即整修城垒。在此之前的宁远旧城很不坚固，城墙太矮太薄，不足以守卫御敌。袁崇焕决心构筑一座坚不可摧的军事堡垒。因此，他亲自规定了城墙的修筑规格：墙底宽三丈，墙顶宽二丈四尺，墙高三丈二尺，城墙顶上的护身垛高六尺。他亲自担任筑城总指挥，令祖大寿和高见、贺谦等将领分别督工。经过广大军民一年的艰苦劳动，宁远城按照袁崇焕的标准胜利竣工。
这时，袁崇焕的父亲去世了，按当时的规定，父丧应卸任回家守孝三年。但是，为了抗金大业，他断然夺情留任，誓与宁远共存亡。
由于袁崇焕身先士卒，关心部下疾苦，迅速在将士们中建立了很高的威望。宁远城从此变成了关外的军事要塞。
天启四年（１６２４年）九月，袁崇焕率领水陆军一万二千人东巡，经锦州、十三山抵达广宁，然后回抵右屯（今辽宁锦县东七十里），经水路返回宁远。袁崇焕这次巡视侦察很有收获，他了解到后金军近期内并无北犯动向，锦州一带并无兵马驻守。因此，他立即建议孙承宗出兵收复锦州各城。
第二年五月，孙承宗采纳袁崇焕的建议，遣将进据了锦州、松山（今锦县南十八里）、杏山（今锦县西南）、大凌河（今锦县东四十里）、小凌河（今锦县东南三十里）等城。将明军防战线向前推进了两百多里，宁远变成了后方。辽东战局初步稳定下来。
天启五年（１６２５年）十月，明王朝中的实权派、宦官集团的头子魏忠贤见局势好转，又开始排斥异己，夺了孙承宗的兵权，派他的党羽高第出任山海关外经略使。高第是一个懦弱无能的人，他认为关外是守不住的，擅自下令关外各城将士全部撤回关内。袁崇焕闻讯气愤万分，他向高第据理力争说：“兵法有进无退，已经收复的各城，为什么轻易放弃？如果丢掉锦州、石屯、宁远，前屯（今辽宁绥中西南五十里）各城，山海关也就失掉了保障。应该选派能将，坚守各城。”
但是，胆小无能的高第在逃跑方面却是坚定不移的，他命令袁崇焕立即放弃宁远，撤回关内。袁崇焕斩钉截铁地说：
“我是宁远守将，死也要死在任上，绝不离开宁远半步！”
高第拿他无法，遂强令宁远以北的各城明军先行撤退。由于行动仓促，十多万石军粮也丢弃了。明军一撤，关外的百姓也相率而逃，一时难民载途，哭声震野。整个关外一片混乱，满目凄凉。
这时，只有袁崇焕驻守的宁远还岿然屹立在山海关外。
天启六年（１６２６年）正月，努尔哈赤侦知明军撤换了统帅，锦州一带防卫已经撤除，认为攻明时机成熟，于是亲率十三万大军，西渡辽河，兵锋直指宁远。
这时，宁远城中的守军只有一万多人，由于高第撤军，士气受到很大影响。为了激励全军斗志，袁崇焕召开了誓师大会。他当众刺破手指写了一封血书，表示坚决与宁远城共存亡。他的抗敌决心和爱国精神，大大感动了全军。在他的鼓动下，全城将士万众一心，决心与敌军血战到底。
正月二十三日，后金兵临宁远城下。第二天，努尔哈赤挥军向宁远发起进攻。袁崇焕登城指挥。起初，明军用弓箭和石头击毙了不少攻城的后金士兵。努尔哈赤见硬攻伤亡太大，就变换战术，命令一队士兵顶着盾牌，运动到城墙脚下挖掘地道，企图通过地道攻进城内。
这支盾牌军上阵后，明军的弓箭、石头失去威力。
于是，袁崇焕拿出他的绝招，令福建兵罗立用早已准备好的荷兰大炮向后金的盾牌兵开火。大炮一响，几百名盾牌兵应声而倒。袁崇焕又令罗立把炮口对准敌军密集的地方开火。随着大炮的轰隆声，后金官兵血肉横飞，成片成片地倒在宁远城下。这些一直靠弓箭、刀矛作战的后金兵，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利器，一时惊慌失措，四散逃匿。但是，早在开战之前，袁崇焕就下令烧毁了城外的民房，拆迁了其他建筑，宁远城四周已经成了一片空野。一向以勇敢著称的后金军，在大炮的猛烈轰击下，人马慌乱，无处藏身，很快就溃不成军、狼狈逃窜。努尔哈赤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只好败退下去。
正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调整部署，组织全部人马，兵分四路，重新对宁远城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企图一举拿下宁远坚城。袁崇焕命令设置在城墙四周的大炮全部投入战斗。哪里敌军多，就向哪里开炮。炮手们都是袁崇焕从福建挑选来的，炮打得又快又准。
在明军的猛烈炮火下，后金损失惨重，四员大将当即阵亡，努尔哈赤本人也被大炮打成重伤。他见大势已去，被迫下令解围退兵。袁崇焕立即率领一部将士从城中杀出，乘胜追击三十余里。
这一场战役，明军大获全胜，共计歼敌一万余人，取得明、金交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当努尔哈赤率十三万人马围攻宁远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明熹宗大惊失色，急令新任兵部尚书王永光召集廷臣商议应战对策，商议了若干天，毫无办法。高第拥兵十一万人于山海关，不发一兵救援宁远。因此，无论是明朝还是后金，都以为宁远必失，袁崇焕必死。
然而，没过几天，袁崇焕的报捷文书送到了京中，满朝文武无不惊喜异常，无不赞扬袁崇焕御敌有方、功勋卓著。
在这种情况下，明熹宗才下诏提升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后来又晋为辽东巡抚和兵部右侍郎。
努尔哈赤败回沈阳之后，很不服气地对他的八旗贝勒（旗主）们说：“朕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何独宁远一城不能下耶？”半年以后，这位身经百战的满族军事家，终因战败心情忧郁，引起伤、病迸发而死。
宁远保卫战后，袁崇焕乘胜收复了被高第放弃的锦州各城。
天启七年（１６２７年）五月，继努尔哈赤汗位的皇太极，又率大军进攻锦州和宁远，袁崇焕采取里外夹击的战术，再次发挥大炮的威力，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击退了皇太极的进攻，取得了著名的宁、锦大捷。
袁崇焕两次击退后金的进攻，扭转了明军一败再败的战局，有力地遏制了后金企图迅速南侵的步伐，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具有转折性意义。
袁崇焕之所以能战胜后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凭坚城、用大炮”。后金军队精于骑射，作战时，一般采取弱骑在前冲阵、锐骑在后监阵的战术，弱骑虽败不敢退，一旦冲动敌阵，锐骑便乘胜进击，故当时流传“女真兵满万不可敌”之说。因而，明军无力与后金进行野战抗争。袁崇焕构筑坚城守御，即置后金骑射、野战的特长于无用武之地。这对处于战略防御地位的明军来说是非常正确的。
同时，袁崇焕抓住后金军队没有火器的弱点，使用大炮迎战，就做到了以己之长、攻敌之短，迫使自称“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束手无策、大败而逃。这是袁崇焕重视发挥先进武器作用的结果。
在袁崇焕之前，我国还没有出现主要靠火炮作战的成功战例。明军虽然装备不少火炮，但对火炮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后金方面，甚至连火炮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宁远大战以后，明、金双方都对先进火炮的巨大作用刮目相看了。
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明王朝令大学士徐光启招募了一些外国传教士，大批制造红夷炮，发给各地明军使用。
后金方面，皇太极认为：两次大败于袁崇焕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大炮。于是，他高价招请了一批汉人工匠，从天聪五年（１６３１年）开始仿造红夷炮，改名为“红衣大炮”。同年，皇太极在攻打大凌河城时，第一次使用红衣大炮，一炮就将城墙击穿。
“师行必携之”，此后，红衣大炮就成了清军攻坚的主要武器。例如，１６３５年攻占皮岛，１６４２年攻取松山、锦州，１６４５年攻破潼关、扬州，１６４６年攻下广州，都是借助于红衣大炮。由于大炮的使用，清军的作战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骑射的作用下降了，攻城的战术变化了，一个新的兵种——乌真超哈——火炮军出现了。这种变化，在清军发展史上有着显著的进步意义。由此可见，袁崇焕使用大炮的作战实践，对明、清之际的武器发展和作战方式的演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宁远保卫战胜利以后，广东家乡来人看望袁崇焕。临行时，他作了一首边中送别以言其志：
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
杖策必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字里行间，渗透了一片爱国忠心和抗金壮志。不幸的是，从此以后，袁崇焕却遭到了不断的打击和诬陷。
新收复的锦州各城城防非常薄弱，离“坚城”差距甚大，修缮加固，非一日之功。为此，袁崇焕以给努尔哈赤吊丧为名，派人去沈阳侦探后金的虚实和动向。
皇太极遣使作答，袁崇焕回书提出议和。皇太极正准备进攻朝鲜，也需要对明休战，便同意了议和。于是，双方书信往返，暂时解除了战争状态。
袁崇焕抓紧时间，集中人力、物力，修筑锦州、中左、大凌三城。
但就在这时，魏忠贤集团妒忌袁崇焕的崭露头角，他们抓住“议和”大做文章，诬告袁崇焕通敌。袁崇焕一再上奏说明：议和不过是条缓兵之计，目前正在修筑锦州三城，如果城工未完而敌至，必将功败垂成。他还明确提出：
“抗金作战，应该实行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的方针。”
经过袁崇焕多次申诉，议和之事勉强得到了明熹宗的认可。
此后，魏忠贤及其党羽更加视袁崇焕为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宁远、锦州大捷，袁崇焕立了大功，魏忠贤反而指使其党羽诬告他不救锦州，硬是将他免了职。
不久，崇祯皇帝即位。这个主观上很想有所作为的明朝末代皇帝，执政不久就诛杀了魏忠贤及其主要党羽。崇祯元年（１６２８年）四月，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关外，兼管河北、山东的军事防务。
七月，袁崇焕进京受命。为了不至于再被怀疑和诬陷，他向崇祯帝上书请求：
“任而勿二，信而勿疑”，“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
袁崇焕还立下军令状说：如果户部不缺军饷、工部给够器械、吏部正确用人、兵部调足兵将，自己保证于五年内收复全辽。（“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
崇祯帝高兴地同意了，还赐给他一把尚方剑，给予了先斩后奏的大权。
然而，崇祯帝是一个好大喜功、刚愎自用而又生性多疑的人。他虽然答应不疑袁崇焕，实际上却办不到。当袁崇焕于次年六月用尚方剑杀了私通敌国、为非作歹、不听军令的总兵毛文龙之后，崇祯帝就开始对袁崇焕产生了怀疑。
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十月，后金兴兵攻明。由于畏惧袁崇焕，皇太极不敢进攻锦州，他避开山海关外防区，绕道蒙古边地，袭取龙井关、大安口，进逼北京。袁崇焕闻警，立即挥师入关，他自率几千名骑兵，昼夜疾驰，抢先赶到北京城下。
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焕率兵迎战后金，他身披铠甲，亲自督阵，从中午血战到晚上，击毙大量后金人马。皇太极退回营中后，感叹地对部将们说：“我打了十五年的仗，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厉害的对手。”
正当袁崇焕千里驰援、大战后金之际，魏忠贤余党乘机重弹“议和通敌”的老调，诬陷袁崇焕“纵敌拥兵”，“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进一步加剧了崇祯帝对袁崇焕的怀疑。当袁崇焕因士马疲劳而要求入城休息时，他断然加以拒绝。
皇太极了解到明廷中的这些情况后，大喜过望。在他看来，有袁崇焕在，后金便无法战胜明朝。因此，他决定施行反间计，以达到让明朝杀掉袁崇焕的目的。
为此，皇太极故意引兵撤退，同时让明军降将高鸿中在囚禁两个明朝太监的屋外对看守人员说：“你知道我军为什么退兵吗？这是因为皇上和袁巡抚订了密约，看来，占领北京的大事很快就要成功了。”
然后，故意放松监视，让两名太监逃掉。
太监回到城中，立即向崇祯帝报告了听到的一切。
崇祯帝正对袁崇焕疑虑重重，一听到太监的告发，便深信不疑，马上以召见为名，把袁崇焕逮捕入狱。
其实，皇太极的反间计并不是致死袁崇焕的根本原因，问题的关键是这位自作聪明的崇祯皇帝根本就不信任袁崇焕。他虽然早就同意了袁崇焕关于“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的基本方针，早就答应了袁崇焕关于“信而勿疑、不摘微瑕”的要求，可是，他却总是在怀疑袁崇焕对他不忠。因此，皇太极的反间计成了引爆线。
袁崇焕被捕以后，部将祖大寿深恐牵连，率领部队跑出了山海关。崇祯帝害怕这支明军主力背叛，只好请袁崇焕写信相劝。
袁崇焕虽然身陷囹圄，但仍以大局为重，亲笔写信要全军官兵听从朝廷命令，团结一心，坚持抗金，决不能因为他个人的生死而轻举妄动，千万不要危害抗金大业。
祖大寿将袁崇焕的信向全军官兵一宣读，大家都被感动得失声痛哭起来。将士们当天就回师入关，奋勇杀敌，希望能用战功保全他们所敬爱的主帅的性命。
但是，一意孤行的崇祯皇帝，丝毫不为广大明军将士的强烈呼声所动，终于在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年）八月十六日，以“谋叛”的罪名，用磔刑（分裂肢体）将袁崇焕残酷地杀害了。
总结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有许多仁者、智者、勇者、廉者，他们是中华豪杰的精英，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袁崇焕就是其中的一位。一位杰出人物的魂魄，一段重大历史的背后，必有一种优秀的精神。袁崇焕经历宁远、宁锦、京师三次重大历史事变之后，他穿越时空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是什么？值得我们梳理、研究和弘扬。
袁崇焕的仁与智，令人赞颂；勇与廉，令人敬佩。袁崇焕留给后人熠熠永辉的思想，薪火永传的精髓，是“正气”，是“浩然正气”。袁崇焕的高尚精神是什么？有言者说是“忠”，也有言者说是“义”。于前者，“忠”就是忠君。袁崇焕作为明朝万历的进士，身历泰昌、天启、崇祯三朝的官员，受过系统完整的儒家教育，自然要忠于国君，袁崇焕必定有忠君的思想。人们通常以“义”来规范朋友之间的关系。袁崇焕深通四书五经，自然理解孟子·离娄上的“义，人之正路也”。所以，袁崇焕讲“义”是没有争议的。他在宁远临战之前，对守城官兵“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就是很好的例证。
然而，“忠”与“义”不是袁崇焕精神的根本，也不是袁崇焕精神的精髓。袁崇焕的精神与灵魂主要是“爱国”。“国”是指政治实体王国，在皇朝时代，忠君与爱国，二者有同，也不尽同。“国”比“君”的含义更宽泛，国包括历史、国君、社稷、山河、人民。袁崇焕的爱国既有忠君的思想更有忠于历史、社稷、山河、人民的思想。袁崇焕的抱负是国家、是社稷、是人民。
诚然，袁崇焕是一位历史人物，有其历史的、社会的、民族的与性格的局限性，也有其军事失误和举措失当之处，且成为他罹祸的“口实”。然而，瑕不掩瑜。袁崇焕作为明代杰出的军事家和著名的爱国英雄而永垂史册，万古流芳。
时代呼唤袁崇焕的浩然正气与爱国精神，时代需要袁崇焕的浩然正气与爱国精神。人们透过袁崇焕的正气与精神、仁智与勇廉、品格与事功、喜悦与悲哀，了解先贤，景仰英豪，知荣明耻，激励来者。袁崇焕不屈不挠、奋勇前进、忧国忧民，什么事情都为国家着想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