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阎锡山进军战略要地上党，结果损兵折将。对共｜｜产党释放的俘虏进行“洗心”，甚至处死。在其统治地区制造恐怖气氛，大开杀戒。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指日可待，阎锡山不愧为识时务者的俊杰，他很快认清了当前的形势，急急忙忙地布置他的部下们下山摘“桃子”。上党地区是他要抢的第一枚“桃子”。
上党是指晋东南以长治为中心的１９个县和地区，这里因在战国时曾置上党郡而得名，该地区地势险要，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为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有了上党，不但能够保住山西，还可东出太行下邯、郑，南渡黄河捣宛、洛。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这里建立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阎锡山对于这块战略要地落入他人手中非常痛心，多次想夺回这块地方，都未得逞，为此，他寝食难安。日本人一投降，他便急不可耐地下令史泽波率兵进犯上党。
史泽波在日伪军的协助下，迅速占领了长治、屯留等６座县城。阎锡山此时在日本人的护送下，刚回到他离开了８年的老巢太原。接到史泽波接二连三的捷报，阎锡山大为得意，命他的内膳房特地制作了点心，煮了咖啡、可可和红茶来招待他的将军们。
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史泽波从前线发来的电报已不再是报捷，而是告急。由于刘邓大军的反攻，史泽波万余人已成为瓮中之鳖。阎锡山脸上笑容消失了，一面命令史坚守长治，一面派兵增援。但这并没能挽救史泽波的命运，不仅史泽波被生擒，而且增援的彭毓斌部全军覆没。阎锡山不仅没能摘到“桃子”，反而损兵折将，做了蚀本的买卖。
在上党、临汾和晋中等战役中，阎锡山的大批官兵被俘。后来在自愿原则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遣返了其中一部分，其中包括阎的高级军官史泽波、胡三余等人。阎锡山对此十分恐惧，生怕这些释放回去的俘虏影响军心。因此，想方设法地对他们“洗心”、“换脑”。
１９４６年，阎锡山成立了“晋绥军返部干部集训团”（简称返干团），作为“洗心”的专门机构，他亲任团长。释放回来的干部都集中在返干团受训。返干团规定学员不许窜队，不许外出，不准亲属探视，等于过着禁闭的生活。训导员经常逼着学员写自传和自白书，要求把被俘后的一言一行，详作交代，并要检举揭发别人。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事先捏造许多材料和说法，由训导员在学员中进行布置，发动突击密报，然后在斗争会上强迫被斗者予以承认和交代。斗争会布置森严，派武装，置木棒，摆皮鞭，放冷水，进行威吓，又采取车轮战，围攻，夹击，拉黑牛方式，迫使斗争对象说出被俘期间的一切经过，并要学员跪在阎锡山像前背诵自白书。有时软硬兼施，真假互用，喊口号、提动议、施威胁、假殷勤，竭尽心思地对斗争对象反复予以折磨。
阎锡山说，这种做法能使人顾不得考虑，说出真情实话，虽然他们宣布自白的不追究，但一旦说出曾在解放区讲过有关阎锡山统治下的暴政和对阎不满的话来，那就在劫难逃了。炮兵团长郭如彬，被人密报在被俘期间说过“阎锡山已成瓮中之鳖”的话，在斗争会上经过一番折磨后，又由特种警宪指挥处严刑审讯，密送小东门外活埋了。少校邓自立，因有泄露机密的事，在斗争会上被刺刀活活刺死。有个学员白云庵到团后没两天，在夜间被汽车拉出小东门外活埋，还有许多人被注射毒针处死。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后，阎军被俘官兵较前大为增加，阎锡山认为，这些释放回来的官兵已经在解放区攀下亲戚，结下缘法，已经受过“狐狸精”的迷惑，这些人一定会给共｜｜产党送情报，把他的家当告诉给共｜｜产党，作为会见亲戚的见面礼，这条后路非给挖断不可。因此，他同意孟际丰的提议，依照中国封建时代刺配充军的办法，给返部干部实行皮下刺字，以此断绝其归顺的道路。收训队的军医人员设下许多刺字的工具和字样，起初是军医人员给刺，以后就让学员互刺。
一般所刺字样有“反共”、“灭共”、“誓死反共”、“反共雪耻”，等等。刺的字愈反动，愈对阎锡山忠贞，如果拒绝刺字，即是叛逆。虽然宣布刺字是自愿，但在处死和各种压力下，人人都得刺，一旦刺上字就永远不灭，除非将皮肉割掉。有个上士班长，在额部刺了“誓死剿灭共匪”，受到阎锡山的嘉奖，授予“忠贞先锋”的称号。这种刺字人人难免，连他的炮兵司令胡三余也不例外。胡三余先在大臂上刺上“雪耻”二字，被阎认为表示不坚决，又被迫二次在小臂上刺上“反共”二字，方才了事。这一切，在阎锡山眼里被看作是对他们进行“大慈大悲”教育，是“抹上红红擦红红的政治救护”。
“山西王”阎锡山
阎锡山为了抹去共｜｜产党的影响可说是费尽心机，不仅对他手下开展“自白转生”，对山西的人民也进行“三自传训”，其暴戾残忍可谓登峰造极。
所谓“三自”，即“自清”、“自卫”、“自治”。在推行“三自传训”过程中，阎锡山统治下的各区、县展开了“自白转生”运动，掀起一个杀人竞赛热潮。首先阎锡山要他的部下人人都交代同共｜｜产党关系，其口号是“有关系的交关系，没有关系的找关系，找了关系交关系，交了关系没关系。”阎还提出“以一变十，以十除一”的口号，即派一个地主回到村里，勾结９个立场不坚定的人，一人变成１０人，使他们去“清除”八路军的工作人员和同情八路军的人民。
阎锡山为了煽动部下的杀人情绪，在一次会上突然问梁化之：“化之，你说晋中各县共有多少共｜｜产党的人？”梁化之回答：“至少也有十万人。”阎锡山又问：“太原城内埋伏着多少共｜｜产党人？”梁答：“大概也有三五万。”既然有这样多的共｜｜产党，不杀掉怎么能行呢？于是，在阎锡山统治的地区到处是血雨腥风，各级官员在累累白骨上筑就自己的晋升之阶。
在汾阳县，他们为了制造恐怖气氛，迫使更多的人坦白交待，按照阎锡山的指示，县训委员会在文庙操场召开了一次乱棍打死人的大会，所有机关、部队、学校、市民和参训农民全部参加。把早扣在警察组习艺室的六七个人，说成是参加训练不坦白的人，以拒不交代为八路军送情报的罪名，乱棍打死在文庙操场上。其中有一个是东遥庄庙上的尼姑，以窝藏八路军名义被打死。还有城内一个１３岁的幼女张冬花，本来是生活无着沿街乞讨的流浪儿，身带一包蓝色颜料，警察局就抓回以替八路军放毒罪名，也在这次被乱棍打死了。
第一批农民训练结束的那一天，把已批准处死的１８０余人强迫参训回村的农民在乡村干部监督下，用绳紧捆串联起来，押回村，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宣布罪状，由参训农民手持木棍，一个一个打死后，乡武装还要用刺刀在肛门上刺穿作为验收。结果就在这一天，全县统一行动，统一做法，一天内就乱棍打死１８０余人。场面极其凶残，令人发指。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刘胡兰也是死于“三自传训”运动中。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２日拂晓，由于叛徒告密，驻文水县大象镇的阎军和当地地主武装，包围文水县云周西村，逮捕年仅１６岁的刘胡兰及地下交通员石三槐等７人，强迫他们“自白”。刘胡兰等人坚贞不屈，拒绝“自白”，最后被阎军特派员张金宝下令用铡刀铡死。
阎锡山认为，实行“三自传训”是对付共｜｜产党的最好手段，“怎样和共｜｜产党斗争？只有实行自清、自卫、自治，实行自清、自卫、自治，就能消灭了共｜｜产党。”阎锡山梦想着“三自传训”、“自白转生”能够抵消共｜｜产党的影响，巩固自己的存在，然而却给山西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据山西省政府１９４７年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在１１、１２两个月的时间里，仅晋中各县即用乱棍打死３０００余人，受到酷刑折磨的多达七八万人。然而，人民解放军在山西战场上的连续进攻，不仅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且给阎锡山以迎头痛击。
面对一连串的失败，阎锡山一方面指责其部下作战不力；另一方面在各种场合不断给其部下打气，要求“作破釜沉舟的奋斗，完成剿匪的使命”，以图今后的“复兴”。可是，１９４８年对于阎锡山来说，是一个走向崩溃的年头，人民解放军１９４８年５月发动了临汾战役，给了阎锡山重重一击。之后，阎锡山又遭到了一系列惨重的失败。
太原战役中，阎锡山拒不投降，并镇压了黄樵松起义，号召士兵殊死斗争，但自己却逃离了太原。太原解放时，其部下许多为之殉城，阎称他们为五百完人，并假意悼念。
１９４７年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城略地，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华北人民解放军发起太原战役，将阎锡山吹嘘的固若金汤的太原围得水泄不通。此时，太原已成为一座孤城，完全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人心动荡，士无斗志，阎军纷纷缴械投降或举行起义。阎锡山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或投降或顽抗到底、自取灭亡。
中国共｜｜产党最初是想争取阎锡山，和平解放太原的，准备派跟随阎锡山多年、阎一手提拔起来的战将赵承绶进太原劝说阎锡山。后考虑到赵的安全，决定改派阎锡山的老师，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带着徐向前的信件，先进城试探。结果阎锡山非但不听他的老师劝告，反而连师生情谊也不顾，杀掉了他的老师。
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更加强了对阎锡山的和平攻势。中央军委指派叶剑英同住在北平的阎锡山的参谋长郭宗汾谈判和平解决太原、大同问题，并允许郭宗汾保留北平的电台，让其保持与阎的联系，中共中央表示，太原若能照北平那样和平解决，阎锡山又能表示改变过去的立场，可以考虑他参加新政协。此外，章士钊等打电报给阎，劝他走和平解放道路，但这些统统为阎锡山所拒绝。阎锡山的高干中，有人劝阎走“傅作义道路”，则遭到斥责，要他们检查“和平思想”和“投降意识”，实行“自我反省”。看来阎锡山是想负隅顽抗到底了！
在困守太原期间，他还镇压了黄樵松起义。黄樵松，河南人。１９２２年入冯玉祥军队当兵，后归孙连仲麾下，成为孙的得力战将。黄是一位有正义感、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军人，在抗日战争中率军英勇抵抗，后来他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排除异己”的政策日感不满。特别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激起他的更大义愤。太原被围时，黄樵松被调到太原助阵，黄调到太原后，尽管阎锡山对他加以拉拢和重用，但他对阎锡山却总保持一定距离。黄樵松同高树勋私交很深，高树勋部下有一位叫杜健的军官与黄也有一定友谊，中共遂通过高、杜二人对黄进行争取工作。
经过争取，黄樵松决定率部起义，在预定起义的前一天，黄樵松把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共事多年的戴炳南师长叫来，将起义计划告诉他。不料戴炳南是一个利欲熏心的无耻之徒，他当面假意拥护黄的决定，但返回部队后将黄的起义计划全部报告阎锡山，阎得此密报，大为惊骇，大骂“‘外来户’终是靠不住！”立即召来亲信，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诱捕了黄樵松。第二天清晨，解放军参谋长晋夫等人在前往联络地点时被捕。随后，黄、晋等５人被捆绑起来，装进麻袋，抛上飞机，送到南京，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南京水西门外英勇就义。
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４日开始，至７月１６日结束的晋中战役，解放军歼灭了阎锡山的大量部队，计有１个野战军总部，５个军部，８个整师，１个师部，４个整团，２个总队，４个保安团，共约１０万余人，击落敌机３架，缴获各种炮３７０４门、步机枪３万余支、火车头１５个、车皮２０７节，其他军用物资及粮食无算。阎军此后再无野战能力。晋中的灵石、平遥、介休、祁县、太谷、榆次、汾阳、孝义、文水、交城、晋源、清源、徐沟、忻县等１４座县城，全部解放。
晋中战役以后，太原周围地区已经没有任何屏障，人民解放军在山西进行展神速。到１９４８年７月，太原已成孤岛。阎锡山退守太原孤城，其部下有许多人劝他离开太原，而他决定死守太原，凭借着“坚固的防御工事”作困兽之斗。
阎锡山提出要开展总体战，也就是不仅要依靠军事力量，而且要组织训练民众，还要加强经济上的控制与搜刮，为太原的防务提供物质基础。为了死守太原，１０月以后，阎锡山强迫市民、商人捐献钱财物资，达法币１２万亿，另外还有大批的猪、羊、蔬菜等，约合法币４３０００多亿，面粉３万多袋，约合银洋４３万余元。为了给守城部队提供修工事所用的材料，仅在太原城南门外就拆毁民房５０００余间。
随着局势的日益紧张，太原城已危在旦夕。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８日，邱仰睿电阎锡山，传达了美国人陈纳德意见，劝阎不必坚守太原，到不得已时，他愿接阎锡山脱险。阎锡山于次日复电邱仰睿说：“不死太原，等于形骸，有何用处！”对于阎锡山来说，太原是他的命根子，放弃太原，简直就像要了他的命。他还存着那么一点希望，太原最终还是他的。所以对于别人的劝说，阎锡山都表示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离太原。他还准备了毒药和棺材，以表示与太原共生死的决心。这些宣传鼓动，确实起到一些作用，他手下的一批死硬分子，一直到太原城被解放军攻破仍不投降，甚至服毒自杀。
然而，这不过是阎锡山施的烟幕弹罢了。他一面在太原大唱“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一面却三次打电报给他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方闻，要方闻四处活动设法将他调出太原。经方闻说项，李宗仁致电阎锡山，以商谈和平大计为名，调阎去南京。次日，阎锡山召开要员会议，宣布李宗仁电文，告诉大家：“也许三天五天，也许十天八天，等和平商谈有了结果，我就回来。”遂即登机而去。大家都认为阎锡山走时必带走他的堂妹阎慧卿，但阎慧卿却被留下了。这也是阎锡山玩弄的一个骗人的花招，要给人们造成这样一个印象：他真要再回太原。
４月２４日，解放军对太原发起总攻击。１３００多门大炮从四面八方对太原城垣实施猛烈轰击，阎锡山吹嘘的“钢城”顷刻间墙倒城摧，一个半小时之后，解放军步兵即开始爆破突击，随即冲入城内，展开激烈的巷战，除少数顽敌拼死抵抗外，大批敌军纷纷缴械投降。只用了４个多小时，解放军就攻克太原。
城破之日，第六十一军军长赵恭被击毙；特务头子、国民党山西省代理主席梁化之与“特警处”的投资徐端及特种警宪指挥处特务４０余人服毒自尽。阎锡山任命的管理山西所有事务的五人小组成员第十兵团司令官王靖国、第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赵世铃、吴绍之，以及一批高级军政人员均被俘获。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４日，太原宣告解放，人民解放军在整个太原战役中共歼敌１３５０００余人。
阎锡山在上海看到太原解放的消息，半天沉默不语，内心十分痛苦。可阎锡山仍然不愿承认自己的彻底失败，为了安慰他自己和进一步欺骗他的部下，他编造了以梁化之为首的“太原五百完人”殉城的神话，大吹大擂。国民党中央对此加以褒扬，国民政府立法院动议择地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阎锡山到台湾后，通过行政院拨新台币２０万元在台北园山建“招魂冢”，阎锡山题了“先我而死”的匾，撰写了碑文和祭文。阎锡山把他们送上死路，又为他们高唱一曲挽歌来安慰他们的灵魂，这样的统治权术可谓是高人一等了。５月１８日，章士钊和邵力子在写给李宗仁的一封长信中，评论阎锡山逃离太原的行径时说：“夫阎君不惜其乡人子弟，以万无可守之太原，己遁去，而责若辈死守，以致城破之日，尸与沟平，屋无完瓦，晋人莫不恨之。”
此时，仅剩下由于镇河指挥的一支万余人的军队盘踞在山西大同。４月２９日，驻大同三十八师田尚志在赵承绶（太原绥靖公署野战军总司令）策动下率部起义，于镇河率部投诚，至此，阎锡山苦心经营的晋绥军军事集团全部覆灭（９月１９日，绥远省保安司令兼省主席董其武率部起义，绥远和平解放），阎锡山在山西长达３８年之久的统治彻底结束。
失去根据地的阎锡山力图化解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矛盾，但枉费心机。１９４９年６月，阎锡山担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后随蒋介石败退到台湾，直到终老台湾岛。
阎锡山从太原逃到南京时，南京国民党政权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行将最后崩溃。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更加尖锐，特别是蒋介石集团和桂系李宗仁之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在这场斗争中，老奸巨猾的阎锡山表面上是以一个“和事佬”的身份出现在蒋李之间，实际上却完全是站在蒋介石的一边。因为他知道蒋介石仍然有力量，仍然掌握着中国的军政大权，李宗仁仍然不是蒋介石的对手。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３日晚，南京解放。这天早晨李宗仁乘“追云”号专机逃往桂林，阎锡山也乘陈纳德派的专机逃到上海，后又逃到广州。他仍然在为调解蒋李之间的矛盾而到处奔波，他两次飞台见蒋介石，又两次飞桂林见李宗仁。阎锡山企望着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各派重新团结起来，并把自己喻为这个团结的一座“宏桥”。但这个“败军之将”却缺乏回天之力，李宗仁名为总统，却无半点实权，蒋介石虽宣布“引退”，却仍掌握军政大权，二者矛盾根本不可调和。阎锡山的努力实际是枉费心机。
５月２０日，“行政院长”何应钦因财政无着落，提出辞职，李宗仁本想推荐居正出任“行政院长”，来实现自己的计划，只因ＣＣ系和黄埔系反对，李宗仁迫于无奈，遂改提阎锡山为院长，这是阎锡山盼望已久的一着，但他还怕蒋介石不同意，于是在被提名的当天下午就借继母陈秀卿在台逝世，即日回家奔丧之名，飞赴台湾谒蒋，蒋允予支持，乃于６月３０日的会议上，以２００票对５０票顺利通过，很显然，阎锡山这个“败军之将”能担任“行政院长”是秉承了蒋介石的旨意。阎锡山的内阁名单上，大部分人马都是蒋介石夹袋中的人物。所以，他也不过是蒋介石的一个工具而已。
阎锡山组阁后，许多人说，他是“跳火坑”。阎锡山骂这些人“其愚不可及也”，并表示要“谋其事之所当为，尽其力之所能为，以图匡救中华民国于不坠。”看来阎锡山颇有点“志气”，决心大干一番，可惜，他无法扶住行将倾倒的“中华民国”这座大厦。阎上台后各方面困难重重，经济崩溃，人事方面受制于蒋介石，军事上各方根本不听从他的指令，正像他自己所说“东山的土地爷到西山就不灵了”。所以许多问题根本没法解决。但他就职后仍宣称“以争取胜利为第一要着”，要在“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的局面下，“不惜一切牺牲，不顾一切障碍，勇往直前”。
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蒋介石于１０月３日离穗飞往台湾。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湘赣地区向两广进军，６日解放曲江。白崇禧部由衡阳向广西边境撤退。解放军继续南下英德，国民党军不战自退。解放军以一路经情远入肇庆，切断西江去路，１０月１０日正面的解放军迫近广州市郊新街。在这种情况下，１３日，阎锡山下令行政院、各部会的最后一批人员撤离广州，１４日下午５时许，国民党败军把广州的海珠桥炸毁了，一个小时后，广州就获得解放。
１２月８日，国民党在大陆再也找不到一块立足之地，逃到了台湾，从而也结束了阎锡山在大陆的政治生涯。
阎锡山带领他的“政府”逃到台湾后，仍然梦想“光复大陆”，并为此制定种种计划方案，提出“实行民众路线，建立海陆两个面的战法，以对付‘共匪’的船海战术之来攻”，又选训所谓“革命种能干部”，准备作为“收复大陆”重建政权的骨干。但是阎锡山的“壮志还未酬”，便被蒋介石黜免了“行政院长”职务。
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必不可免的，因为阎锡山担任“行政院长”本来就是蒋、李矛盾的产物，所以他的去留必然受到蒋李矛盾的影响。在国民党逃离大陆前夕，蒋李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公开决裂的地步，李宗仁拒绝了这个徒有虚名的代理总统职务，赴美就医。蒋介石在李宗仁赴美后，就操纵立法院恢复他的“总统”职务。蒋介石“复职”后，第一步便是加强安定内部的部署，对人事做出重大调整，他的亲信陈诚被任命为“行政院长”，阎锡山就这样被黜免。阎锡山受命于国民党在大陆覆灭之际，他为最后挽救国民党的统治真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尽职尽责，因此一个外国记者称他是“激流里身负泰山的愚公”。蒋介石在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９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的报告中也这样表彰阎锡山的“功绩”：“中央政府幸有阎院长锡山，苦心孤诣，撑持危局……赖以不坠者，阎院长之功实不可泯。”
便是这个“激流里身负泰山的愚公”、“苦心孤诣，撑持危局”、“功实不可泯”的阎锡山，仍然得不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结果还是被蒋介石罢黜官职，赶出权力机关。毕竟，阎锡山和蒋介石已是几十年的老冤家了，正像他自己所说：“东山的土地爷到西山就不灵了。”
阎锡山被罢黜“行政院长”职务之后，便迁往阳明山的菁山居住。菁山原是日本占领台湾时修建未完的一个农场，地区偏僻，交通不便，现代生活设施如自来水、电灯、电话都没有。为了避免炎热与台风的击袭，阎锡山叫人用石头筑起窑洞居住，并把它称作“种能洞”。关于阎锡山在菁山十年旧居的情况，有人作了以下描述：“阎氏隐居菁山后，即专事著述，闭户不出，非国家大典，或总统有召见外，不轻易入市。每晨七时起床，晚十时入睡，午膳后，休息两小时，其余时间即为会客、讲话、会议、思考与写作。晚饭后，独处野外，散步数十分钟，就寝前，展阅床头木板易经以自怡……”
阎锡山在菁山草庐的最后留影
阎锡山从太原逃到上海时，曾对他全家以后的去向作过安排：将他的继母和二儿媳送到台湾，在台北设立了“阎公馆”，将他的四儿子送到美国，在美设置了寓所，又派他的亲戚徐士珙到日本，在日本建立了巢穴，真可谓“狡兔三窟”。阎锡山被免职后，曾打算去美国或日本，蒋介石自然是不放心的。这样，阎锡山只好留在台湾菁山，直到终老。
阎锡山到台湾后，先后患有糖尿病、冠状动脉硬化、心脏病等多种病症。１９６０年５月，又患腹泻，不久发现腿部和脸部浮肿。５月２１日，又患感冒，不能站立，不能说话。经医生诊断，认为已转成肺炎，情势严重，决定送台北台大医院治疗。阎在途中气绝，送台大医院抢救无效去世，终年７８岁。
阎锡山病重及逝世期间，贾景德一直在其身边。据说，阎告贾说，他痛惜自己已不能追随蒋介石“回大陆去，而深感遗憾”。阎对其身后事遗嘱其家属七点：一、一切宜简，不宜奢；二、收挽联不收挽幛；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四、出殡以早为好；五、不要放声而哭；六、墓碑刻他的思想日记第１００段及第１２８段；七、七日之内每天早晚各读他的补心灵一遍。
阎锡山在遗嘱中命家属在他墓碑上刻的思想日记第１００段和１２８段分别为：
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为做事之顺道，多少好事，因礼不周，言不逊，信不孚，致生障碍者，比比皆是。
突如其来之事，必有隐情，惟隐悄审真不易，审不真必吃其亏。但此等隐情不会是道理，一定是利害，应根据对方的利害，就现求隐，即可判之。
阎锡山为什么要把这两段思想日记刻在他的墓碑上呢？实令人费解。
阎生前，曾自作挽联数副，嘱家属在他死后，贴在指示处。其一贴在灵前为：“避避避，断断断，化化化，是三步工夫；勉勉勉，续续续，通通通，为一等事功。”横幅为：“朽去化欲”。其二贴在檐柱前为：“摆脱开，摆脱开，粘染上洗干净很不易；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来甚为难。”横幅为：“努力摆持”。其三贴院中为：“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横幅为：“公道爱人”。其四贴院门为：“对在两间，才称善；中到无处，始叫佳。”横幅为：“循中蹈对”。后两副意思较明，对前两副，往吊者多莫名其妙，不解其意，颇多揣测。有人说：“阎一生喜弄玄机，临终还留此千古之谜，让人动脑猜。”
阎锡山病死后，台湾成立了以何应钦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参加这个治丧委员会的有于右任、张群、李石曾、张道藩、谷正鼎、谷正伦等人。２９日入殓，蒋介石致祭，送了一块“怆怀耆勋”的匾额。随后葬于阳明山七星山之阳。墓碑上刻有“阎伯川先生之墓”７个楷书大字。这里茂林修竹，远山如屏，淡水、基隆两河流左右萦绕，山下的台北市历历在目。在风云时代中变幻了一生的阎锡山，怀着无数的不解长卧在远离大陆的异乡，任后世人们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