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汉合流的过程中，谭延闿逐渐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国民政府统一后，谭延闿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常委等职务，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任行政院院长。
宁汉分裂后的局面是，胡汉民站在蒋介石一边，而孙科、宋子文站在汪精卫一边。谭延闿一面改号“左庵”，以左派的面目出现，与工农联系广泛；一面在武汉与蒋介石政府频繁接触，八面玲珑，在两边都大受欢迎，成为宁汉争相拉拢的对象。
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７日至５月９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谭延闿与孙科、徐谦组成国民党中央代表团出席了开幕式。尽管他此时已经有了同蒋介石妥协的迹象，但他作为国民党中央的代表参加共｜｜产党的“五大”却是很有意义的。这是自中共诞生以来唯一有国民党中央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大会。
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逐渐超出了谭延闿的预期，他开始反对，攻击农民运动“过火”。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谭延闿的政治立场开始转向反动。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０日，谭延闿与汪精卫、孙科等人从武汉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冯玉祥一面攻击共｜｜产党与工农运动，一面向武汉国民政府要河南省的地盘。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谭延闿等人感到联冯限蒋的希望渺茫，不得不把第二次北伐的成果，唐生智北伐军主力以很大牺牲换回来的河南省全部让给了冯玉祥。
６月１９日，冯玉祥与蒋介石、李宗仁、吴稚晖、胡汉民等宁方要人召开徐州会议，达成了蒋、冯合作协议。这样，武汉国民政府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南京的蒋介石同样处境尴尬，外部孙传芳的大军直逼江岸，借机卷土重来，内部又遭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逼宫”，他不得不宣布下野。而善于见风使舵的谭延闿一改左派作风，又发挥“甘草”作用，化解宁汉矛盾，摒弃前嫌，和促成宁汉合流的活动，同时全力配合汪精卫叛变革命。
在经过细致、周密的策划、布置之后，谭延闿与汪精卫于７月１５日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分共”，即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昔日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瞬间被谭延闿视为敌人，昨日还信誓旦旦要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一会儿就全都置于脑后了。这就是曾经以左派自居的谭延闿，现在已经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
１９２７年８月底，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南京，国民党在组织形式上实现了统一。９月初，宁、汉、沪三方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谭延闿被选为大会主席。９月１７日，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决定改组国民政府，推定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５人为国民政府常委，成立了由６７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并任命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孙科为财政部长、王伯群为交通部长、王宠惠为司法部长、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９月２０日，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成员在南京宣誓就职。至此，宁、汉两个国民政府正式“合流”为南京国民政府。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日，蒋介石在上海与宋美龄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谭延闿是这对“新人”的名义介绍人。说到介绍人，还有一个小故事：
１９２１年，孙中山经过宋家的同意，将２２岁的宋美龄介绍给丧偶未娶的谭延闿作续弦。但那时的谭延闿已经４２岁了，认为自己年纪太大，身体也不大好，不敢耽误宋美龄的青春，却又怕对不住孙中山的一片好心。在进退维谷之中，谭延闿心生一计。他准备了一份厚礼来到宋家，给宋老太太叩了三个响头，拜其为干娘，然后又认宋美龄为干妹妹。这一来，宋美龄对谭延闿大有好感。当蒋介石向她求婚时，她随即表示：“非谭延闿做媒我不嫁。”于是，蒋介石只好请谭延闿帮忙，最终修成正果。
回顾国民党历史上的派系斗争，蒋介石虽然排挤了政敌胡汉民和汪精卫，却一直对谭延闿网开一面，也许还有这方面的原因。
１９２８年２月２日至７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在蒋介石的操纵下进行的。蒋介石在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的争斗中占了上风，但又不便马上亲自出面总揽大权，因此他提名谭延闿做主席。经过选举，谭延闿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同时也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而蒋介石通过二届四中全会，身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数职。所以，尽管谭延闿名为国民政府主席，但实际的党、政、军大权都操纵在蒋介石手里。
在谭延闿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期间，他除了处理相关政务外，还花了一些时间临摹了在广州陆海大元帅府大本营担任代理秘书长等职务时收存的孙中山的书信，并编辑成总理遗墨第１辑。从他临摹的字来看，已经可以反映出他书法的熟练纯厚炉火纯青。
随着国民党军队北伐，占领京津，统一全国之后，１９２８年７月，蒋介石为了将大权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便提出结束“军政时期”，开始“训政时期”。８月，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定按照五权宪法的精神，为设立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作准备工作。１０月８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同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第１７３次会议，决议蒋介石、谭延闿等１６人为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军总司令，谭延闿任行政院院长。至此，谭延闿成为国民政府的首任行政院院长。１０月１０日，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党部大礼堂出席国民政府主席就职典礼，而谭延闿也结束了为期８个月的主席任期，改任行政院院长。
谭延闿手书
１９２９年１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纪念周上，谭延闿以行政院院长的身份发表循礼守法可以为治的演讲，希望通过遵循立法，达到中国政治改革的目的，这也成了他后来的施政方针。为了突出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谭延闿还将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往返书信临摹编辑成总理遗墨第２辑。
４月，谭延闿因病住进上海宏恩疗养院。在那里，他一边治病，一边临摹麻姑仙坛记，书法水平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９月，病愈返回南京。
这个时期的谭延闿一方面以行政院院长的身份在后方为蒋介石解决后顾之忧，处理各方事务。同时，利用空闲时间练字、作诗、喝酒，过着悠然的文人生活。在政治上，他恪守“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人”的“三不主义”，每次行政院开会，都不置可否，只是闭目养神，一切唯蒋介石的意志马首是瞻。
１９３０年春，蒋介石与阎锡山的矛盾激化，冯玉祥又与阎锡山联手反蒋，中原大战爆发。谭延闿与胡汉民等人以五院院长的名义，发表告军人书，通电各地军人，要认识到“中央根本政策为和平统一”，反复强调统一的重要性，为蒋介石大造声势。这个电报全文都是为蒋介石的出兵制造理论依据，以获得舆论上的支持。然而，谁都没有意识到，这已经是谭延闿最后一次为南京政府效力了。
就在蒋介石即将取得胜利之时，谭延闿突然去世。９月２１日午后，谭延闿写了几封信后便出去看马，在路上突发脑溢血，医治无效，第二天上午９点去世，终年５１岁。
谭延闿一生，处事老到，三次督湘，几经沉浮。跟随孙中山以后，在党内外的各种政治势力中，总能以调解人的身份，穿插其间，争取各方好感，故有“政坛不倒翁”的美誉，这些调和看上去是在做无用功，实则在促进团结，统一中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调解并非易事，在这过程中，他以坚韧的精神，多变的政治手段克服了诸多困难，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而个中的无奈、伤感，却难以言明。正如他在生日口占一诗中吐露的那样：
岁月婆娑已作翁，此生常在百非中；
年来想望多成幻，老觉调停不是功。
急劫可怜棋局幻，欢情惟剩酒杯空；
艾人今后堪题署，无奈应官与早慵。
９月２２日，南京政府发出讣告，称颂谭延闿：
德显醇深，谟猷宏远。辛亥之役，建树湘中，就援鄂渚，克奏光复之勋。嗣后讨袁、护法诸役，力持正义，大节凛然。暨乎壬戌、癸亥之际，平契湘军，追随总理，入襄至计，出奏肤功，为主义而效忠，固初终之不懈于以宏济艰难，克定危难，从容坐镇，政绩弥昭。方今大乱渐平，国赖耆硕何图，讦谟未竞，痼疾难廖，天不憋遗民失师保，遽闻溘逝，震悼殊深。
之后，蒋介石又亲自指派萧萱选定南京紫金山麓灵谷寺之东作为谭延闿的国葬陵墓。但由于建造陵墓的工程比较耗费时间，便定于１９３１年９月４日先行国葬典礼。举行国葬的当天，南京政府的主要官员、各省各地军政要人以及外国驻中国使馆代表纷纷发表演讲或做文章，对谭延闿大加赞扬。
如胡汉民在悼词中写道：
谭先生休休有容，具有古人所谓宰辅的气度，他的性格，只有和平中正四个字，可以得其大略。兄弟与谭先生相处十余年，从未见其疾言厉色，有时有人为什么问题互相争持时，谭先生一来，往往令人意消；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一经谭先生调处，也就十分妥贴了。所以有人视谭先生为药中甘草，几于攸往咸宜。但是，谭先生在我们工作中，不仅是随便配合的甘草，而是在配合之后，能使我们的工作，发生伟大的效能，显出异常的工作的。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谭延闿墓竣工，墓地及有关纪念堂、祭台、命令碑、纪念牌坊、龙池及石墓等共占地３００亩。１９３３年１月９日，南京政府举行谭延闿墓落成典礼，各界要人都赠送了挽联。蒋介石在挽联上写着：“救国仗同心，撑住艰危，大难将移公竟去；匡时资伟略，绸缪建设，群伦失望我愈悲。”胡汉民写的是：“景星明月归天上，知气春风在眼中。”古应芬是：“首义在湖湘，先觉追陪，廿载勋名酬素志；忧劳缘党国，宏才奄逝，三秋风雨助悲声。”李烈钧是：“承教有年，每切高山景仰；胡天不愍，意令深木倾颓。”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谭延闿，对谭延闿来说，也是一种肯定与奖赏了。
蒋介石：集权领袖１９３０年任职
蒋介石，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是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具有巨大影响的罕见人物。他的一生经历太过传奇，也有太多纠葛。他与宋美龄的婚恋，他与共｜｜产党的较量，他与美日的关系，他在台湾的生活，都是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尊之为千古完人者有之，斥之为独夫民贼的也不少。事实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历史的大幕将徐徐展开，这里，既有光辉灿烂的画卷，也有阴暗无光的角落……
